1985年6月28日，萧克将军赴南京参加会议，意外得知刘安恭的女儿刘邦昭就住在这座城市。于是，他特意前往拜访，与刘邦昭促膝长谈，话题涉及她父亲的往事和革命经历。

提到刘安恭，他在中国红军的发展历程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占据过重要位置。作为红军中的高级将领，刘安恭曾在红军创建和壮大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，但也因某些历史事件而产生过负面影响。随着他的牺牲，关于他的记载渐渐减少，名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刘安恭曾一度被一些人贴上“托派”的标签，这对他的名声造成了困扰。萧克将军在与刘邦昭谈起此事时感慨万千，说道：“刘安恭怎可能是托派？他是革命最艰难时期加入红四军的，我与他一同作战，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，最后牺牲在战场上，他是革命烈士。”

那么，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刘安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

刘安恭与朱德的关系非常亲密，两人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结识的。

回溯刘安恭的出身，他来自四川永川（现重庆永川）一个书香门第，家族在当地颇具声望。其父刘英山思想开明，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，就曾在家乡领导推翻满清县政府，被推选为第一任民选县长。

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父亲的熏陶下，刘安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思想也自然倾向于进步和革命。1917年，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刘安恭远赴德国留学，在柏林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专业。除了学业，他还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和共产主义理念，并结识了朱德、章伯钧等革命志士。受这些人的影响，他加入了中共旅欧支部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

虽然文化素养很高，刘安恭绝非只会埋头读书的书呆子，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他的多才多艺。1924年回国后，他在成都电话局任局长。肖丽生老人，曾任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，回忆道：“刘安恭在电话局平易近人，与职工关系融洽，威信很高。”

据说刘安恭当时身份尊贵，配有轿子，但他从未使用过。他还酷爱踢足球，经常在少城公园参加比赛，表现活跃。

刘安恭受四川军阀杨森委任为电话局局长，后来随着军阀混战，杨森被赶出成都，刘安恭也随之撤退到四川万县，转而协助杨森管理兵运，招募兵员。

作为中共党员，刘安恭在杨森部队中承担着秘密革命任务。当时朱德也被派往杨森部协助兵运工作，两人暗中合作。刘安恭利用职务之便，策动杨森旗下一个团易帜，虽被发现，但他及时逃脱，潜逃到武汉。

朱德随后离开杨森部，1927年初依照党指示赴江西南昌，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。4月兼任南昌公安局长。刘安恭随后也来到南昌，任该军官教育团副团长。

两人携手参与了南昌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朱德、陈毅率部参加湘南起义，后转战井冈山。刘安恭则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深造，直到1929年初才归国。

1928年4月28日，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，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（后称红军第四军），红军力量进一步增强。

红军初期虽成长迅速，却也走过不少弯路。湖南省委派代表上井冈山后，导致红四军在八月遭遇失败。杜修经离开不久，刘安恭于1929年3月抵达井冈山。

1929年3月，红四军出兵闽西，在长汀县打赢一场大胜仗。上海党中央派刘安恭作为特派员，传达党的六大文件和中共中央2月7日指示，随后留守闽赣红军工作。

刘安恭从上海一路跋涉至江西瑞金，历尽艰险，终于在4月3日抵达。这对红四军来说无疑是个重大利好，因为他们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，刘安恭功不可没。

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是他的老友，对他的能力十分信赖。毛泽东虽不熟悉刘安恭，但鉴于他是中央派遣，期待他能助力红军领导工作，表示欢迎。

1929年3月15日，红四军决定将团、营改编为纵队和支队，刘安恭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参谋长。4月11日，在于都举行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，决定红军主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、四团在瑞金等地执行剿灭地主武装和发动群众的任务。

刘安恭随红军主力，跟随朱德、毛泽东、陈毅领导，奋战前线，不仅推动闽西革命，也拓展了苏区根据地。

虽然出身读书人，刘安恭在军事指挥上颇有才干，曾在川军杨森部历练，又曾赴苏联学习军事，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。

萧克将军回忆道：“1929年4月，红军攻下宁都后，我们驻扎几日。一天军部开会，一位陌生人进来介绍说是刘安恭，他做了报告，讲述中央精神和政治经济学。有句话我至今记得：‘资本家用不停歇的传送带生产合理化，使工人一秒都不得休息。’”

多年后，朱德也回忆说：“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时，他们与敌军激战后休息，刘安恭讲解欧洲法西斯崛起的形势，指出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掌权，国际银行家支持德国资本主义，妄图摧毁德意志共和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。除非全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，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，否则无法阻止战争。”

问题出在刘安恭带来的中央“二月来信”上。

1928年6月18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，会议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。尽管会议承认中国仍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并需加强军事斗争，但其对中国阶级的判断存在错误，过于强调城市革命中心。

布哈林等代表提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，应分散红军。这种悲观评估脱离实际。

朱德、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虽经历挫折，但士气高昂，革命形势乐观。中央二月来信却让满怀激情的红军受到打击，要求红军分散到乡村，甚至要求朱毛离开军队。

对此，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致信中央，明确拒绝分散红军的指令，提议组建临时军委，由刘安恭担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。

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：“今年1月，四军从湘赣出发，每日行军作战，在特殊环境下，军委重叠不便，决定暂停军委办公，权力集中到前委。现红军发展壮大，前委兼顾不过来，故决定设立最高党部，刘安恭同志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。”

本意是让刘安恭更好了解红四军，向中央报告实情。可他抵达后未深入调查，偏听偏信，导致红军内部产生分歧。

1929年一次小插曲：红军行军途中，士兵发现田野有四头肥猪，认为是地主家的，遂宰杀以改善伙食。朱德闻讯未多责备。士兵为毛泽东准备了一碗红烧肉，毛问猪肉来源，获知是没收地主的，才放心。

但不久，有乡亲告状说猪是他们家的。毛泽东调查后发现猪属富农经商买卖，严厉批评此举违反党的商业政策，是土匪行为。

当时红军士气尚未成熟，许多人对此反应激烈，认为批评过重。刘安恭也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干预政治过多，曾私下对朱德说：“毛委员干预军队事务过多，军队应由司令部领导，政治部门不该直接插手军务。”

刘安恭立场偏重军事，忽视红军政治任务的本质，这一观点获得部分支持。

多次会议上，刘安恭公开批评毛泽东，称其领导是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，不认同毛的“自创原则”，他认为自己带来的是苏联经验。

虽然也有人支持毛泽东，但争论激烈未平息。

1929年6月8日，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福建白沙镇召开，虽取消临时军委，争议依旧。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，由陈毅代理。

6月22日，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，讨论建军原则，会议由陈毅主持。会议未能解决争议，陈毅采取折中办法，批评刘安恭分裂红军派系，也批评毛泽东、朱德，毛泽东因其书记职责承担较大责任。

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委员，朱德、毛泽东、刘安恭亦当选。

毛泽东对陈毅“各打五十大板”不满，认为是折中主义，随后离开红军，赴闽西特委工作。刘安恭则被任为第二纵队司令员。

后来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，经过一个月讨论，由陈毅起草、周恩来审定的中央“九月来信”正式肯定红军成绩，明确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委员。

1929年12月28日，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，毛泽东主持，明确红军性质是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。

可惜的是，在陈毅赴上海汇报期间，刘安恭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

1929年10月下旬，红军在上杭战役获胜后，向东江推进。刘安恭率第二纵队攻打峰